本数据以张浩天和卢盛峰（2025）《国地税机构合并与政府补助策略性调整》研究框架为参考，构建上司公司国地税改革DID虚拟变量。国地税合并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提升税收治理效能，降低征纳成本，优化营商环境。然而，这一顶层设计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需要基于微观大数据的科学评估。本研究通过对上市公司（作为典型纳税人）在改革前后多维度的行为反应进行精细测度——例如分析其实际税负的变动、税收遵从度的变化（如是否更及时足额申报）、税务管理成本（如接待检查频次、税务代理费用）的增减、以及投资效率的改善等——能够对改革的“成本-收益”与“预期目标-实际成效”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能够直接回答：改革是否真正实现了“减轻纳税人负担”、“促进税法公平统一”和“提升征管效率”的政策初衷？哪些行业、产权性质或规模的企业受益更显著？是否存在未预期的负面效应或新的执行梗阻？这些基于证据的结论，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关于改革成效的客观反馈，为后续优化税收征管体制、完善《税收征管法》乃至设计其他领域的“放管服”改革提供精准的决策参考，推动国家治理从“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和“科学决策”演进。
国地税合并在理论上构成了一个难得的“准自然实验”，为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场景。首先，它是对 “财政分权”理论 的一次重要实践调整。传统理论强调分权带来的激励效应，但中国国地税分设后期出现的征管竞争、政策寻租等问题，暴露了过度分权在征管层面的弊端。合并改革可被视为在保持财政收支分权框架下，对征管权的一次重要集权。研究这一独特安排的经济后果，能够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其次，它深刻影响着 “政企关系”与“企业行为” 。合并前，企业可能面临国、地税两套机构的重复检查、差异化的政策解释甚至“税收竞争”。合并后，征管权统一、信息孤岛被打破，这极大地改变了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和激励结构。本研究通过考察企业在此冲击下的税收筹划策略调整、创新投入变化、跨地区投资决策乃至财务报表质量，可以揭示税收征管体系这一关键制度要素如何通过改变预期和约束，重塑企业的微观行为逻辑，从而为制度经济学和公司金融理论提供来自转轨经济体的新洞见。最后，改革触及 “激励机制设计” 的核心。合并后，税务系统内部如何重构对地方政府（税收任务完成）和对中央（税法统一执行）的双重激励？研究其中的绩效考评转变、地方政府行为适配，能为公共部门组织理论与激励机制设计提供鲜活的案例。
本数据通过参考张浩天和卢盛峰（2025）《国地税机构合并与政府补助策略性调整》，对上司公司的处理如下：（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企业；（2）剔除样本期间ST和ST*的企业；（3）剔除西藏地区企业样本。此外，再参考该文献对地税局管理的企业认定方法如下：（1）成立时间在2002年之前的上市公司，将上市公司性质为中央企业或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征缴机关确认为国税局；对于其他企业，将其企业所得税征缴机关确认为地税局。（2）在2002～2009年成立的上市公司，统一将其企业所得税征缴机关确认为国税局。（3）在2009～2017年成立的企业，以营业税为主要税种的企业的征缴机关为地税局，以增值税为主要税种的企业的征缴机关为国税局。而营改增行业（交通运输业、现代服务业、邮政服务业、电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视为以营业税为主要税种的企业，反之则为以增值税为主要税种的企业。其DID虚拟变量构建方法如下：若对于在改革前由地税局管理的企业则取值为1，反之为0。
数据信息
- 数据来源：官网搜集
- 数据范围：A股上市公司
- 时间跨度：2010-2025
- 数据格式：csv形式
- 数据字段：
数据展示
参考文献
[1]张浩天,卢盛峰.国地税机构合并与政府补助策略性调整[J].管理世界,2025,41(02):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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