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张伯驹生于河南项城官宦世家，父亲张镇芳为盐业银行创始人、北洋政府要员，显赫家世让他跻身“民国四公子”之列。
但这位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却将毕生精力与财富倾注于古书画收藏，以“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信念，成为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精神标杆。
1937年，为阻止西晋陆机《平复帖》外流，他得知溥儒为母发丧急售此帖，经傅增湘斡旋，以4万大洋购得这枚“法帖之祖”，而当时日本商人愿出20万大洋抢购 。
1941年，他遭汪伪特工绑架，绑匪索要300万伪币赎金，却被他严令夫人潘素“宁死魔窟，不许变卖家藏”，被困八月后，潘素变卖首饰才将其赎回，藏品完好无损 。
1946年，为留住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中国现存最早山水画），他卖掉北京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豪宅，再凑上潘素的首饰，以220两黄金击退外国商人，将国宝留在国内 。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毅然践行“还珠于民”的誓言。1952年，他率先将《游春图》无偿捐给故宫博物院；
1953年，通过中央统战部将李白唯一存世真迹《上阳台帖》赠予毛泽东，后由中央转交故宫 。
1956年，他与潘素将毕生珍藏的8件顶级国宝悉数捐给故宫，包括《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等，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发褒奖状，盛赞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而政府颁发的20万元奖金被他婉拒一空 。
1964年，他又将南宋杨婕妤《百花图》等30余件藏品捐给吉林博物馆，即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遭抄家批斗，也从未后悔捐赠之举 。
这批捐赠的珍品堪称中华文明的“活化石”。
《平复帖》距今近1700年，是现存最早的西晋名家法帖，九行八十四字见证汉魏风骨；
《游春图》作为传世首部独立山水画，青绿设色尽显隋代绘画神韵；
《张好好诗》为杜牧唯一存世孤品，兼具文学与书法价值；
《上阳台帖》仅二十五字，笔意磊落，被启功誉为“见字如见太白” 。这些文物均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多数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是故宫书画收藏的核心支柱 。
如今，这些国宝得到极致呵护。它们被存放于故宫恒温恒湿库房，年平均温度22℃、湿度55%，为保护纸张纤维，每十年仅展出一次，每次不超过一个月 。
2018年故宫“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上，33件相关藏品汇聚亮相，虽部分珍品以复制品展出，仍引发观展热潮；
2025年故宫百年特展中，《上阳台帖》等珍品再度登场，铭牌上“捐赠者张伯驹”的字样熠熠生辉 。
传言张伯驹晚年“比较凄惨”，虽非全然属实，却也折射出他历经的坎坷。
这位倾家荡产护国宝、悉数捐珍品的文化大家，晚年在时代浪潮中饱受冲击，却始终坚守着文人风骨与家国情怀。
1957年，张伯驹被划为右派，遭遇铺天盖地的批斗与歧视，人格与精神备受摧折。
1961年，在陈毅元帅关照下，他携夫人潘素远赴长春，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虽暂离困境，却也开启了关外漂泊的岁月。
彼时他已年过花甲，在“穷边绝塞”中难免思归，却仍殚精竭虑为博物馆购藏珍品，奠定其馆藏基础。
特殊年代里，张伯驹的生活虽有保障，却难掩境遇的困顿与心境的悲凉。他将满腔感慨倾注于诗词，《春游词》字字浸透着风霜坎坷，却也彰显着超脱豁达。
晚年他返京任中央文史馆员，仍潜心治学，著书立说，直至1982年病逝。
张伯驹晚年无巨额财富，曾历精神磨难，却未陷入绝境。他的“苦”，是知识分子在时代变局中的身不由己；他的“坚守”，是捐宝初心与文化担当的始终不渝。称其“凄惨”难免片面，却可从他的境遇中，读懂一代文化大家的苦难与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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